刘道玉，前武汉大学校长。
在1988年的1月25日至31日，我国国家教委于北京京西宾馆举办了一场直属院校工作会议，旨在对新一年的工作做出部署。返回学校后，我即刻向中层及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，并要求各院系、各部门在寒假来临前，拟定出本部门新学期的具体工作计划。重点在于更新教育理念，并制定增强教学改革的实施策略。同时，我组建了一支调查小组，分别对法学院、经济学院、图书情报学院、管理学院、中文系、化学系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工作。直至2月9日上午，我还在物理系主持了一场教师座谈会。我的计划是，在调研成果的基础上，利用寒假期间草拟《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》，以便从新学期的开始，推动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。然而，就在翌日（2月10日），形势急剧转变。当天上午，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前往东湖宾馆进行谈话，并宣布解除我担任的党委副书记及校长职务。
夜幕降临，东湖宾馆内，工作组召集了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举行会议，正式传达了国家教委解除我职务的传真通知。正值新春佳节临近，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校，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。无数来自校内外的请愿信件如潮水般涌向北京，纷纷质疑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。尽管这些行动可能无法改变现状，但它们所表达的对我公正的强烈呼吁，给予了我莫大的心灵慰藉。
正如一位教授曾经对我言道：“道玉同志，你的去职源于你的思想太过前卫，改革步伐过于迅猛，以至于那些持保守态度的‘九斤老太’们无法接受你。”我心中暗自思忖，果不其然，从32岁担任副教务长，到39岁升任党委副书记，再到45岁成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，48岁荣任大学校长，直至54岁被免职。因此，有人评论我是个先行者，不仅教育理念领先，我的职业生涯从任职到离职的每一步，都显得格外超群。
以往，常有人不解地向我询问同一问题：“你为何要放弃教育部的工作，以及拒绝成为武汉市的市长？若是那样，你现在或许已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，至少在地位和物质生活上远超如今。”在一些人眼中，这或许显得难以置信。有些人为了攀爬官场，不惜费尽心思、投机取巧，四处奔走求官，甚至不惜巨资谋取官位。实则，这也并非难以理解，毕竟人心各异，各有追求。尽管人性中普遍存在对权力的向往，但我却更看重道义而非利益，更重视技艺而非权势。
自古以来，我国便有“文人不当官，当官的非文人”的说法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，并怀揣着对自由的尊崇，只想追求内心所想，不愿受人支配，愿畅所欲言，不愿效仿他人。某些高官眼中，他们是统治者，民众则是被统治者，他们得以享有特权、彰显威风。然而，在面对上级时，他们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臣子，我对这种依附式的主仆关系深感厌恶。古时文人常言：“不做官，不受辖。”我对此深表认同，因此选择了远离官场。
当然，我屡次礼貌地谢绝了那些堪称要职的提议。对我而言，这固然是一种舍弃，或许意味着某些本可收获的机遇与我失之交臂，然而，我并不感到懊悔。
实际上，我的人生中也曾遭遇诸多放弃，比如放弃了在苏联享受的优越学习研究条件，放弃了获取副博士学位的机遇……对此，有人便评论：“刘道玉实属愚钝，不该响应那‘反修’的号召。若他能像他人一般‘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’，凭借他卓越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，必定能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副博士学位，更有可能凭借他的才华和勤奋，评上中科院院士，名利双收。”然而，我坚信人生宛如广阔的舞台，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，有些是自己精心挑选的，有些则是命运的偶然安排。
在人生的舞台上，不论扮演何种角色，只要我们全力以赴，坦荡磊落，便足以问心无愧。因此，对于我的人生抉择，无论是追求还是放弃，我都毫无悔意。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发表演讲时，对马克思的评价是：“他或许有许多敌人，但恐怕没有一个是出于私心。”我深为这句话所打动，并对这位博学多才的学术泰斗的为人处事之道充满敬意。
我坚信孟子的“性本善”之论，并在教育工作中始终秉持博爱精神。对我而言，“有许多敌人”的说法并不存在，更不会有人成为我的“私敌”。然而，我对教育改革充满推崇，并身体力行地推动改革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观念上的碰撞在所难免。因此，那些固执于极“左”路线的少数人对我产生了嫉妒，对我指指点点，将我视为“敌人”，一心想要将我排除在外。
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，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，是对我的报复。其中的一个人，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，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：“刘道玉被我扳倒了，真是痛快至极，我下手毫不留情，誓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”此人还利用职权，指使一位青年教师上京状告我，并声称若他缺少路费，可以向他报销。这位教师原本是我的学生，他曾在省外一所普通大学任教，但尽管工作了十多年，仍未晋升为讲师，因而感到极大的压力。于是，他向我写信，希望能调回母校，为母校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我认为该校的举措实在过分，出于对学生思想的保护，我特地将他及其妻子（原无合适岗位）调入武汉大学。为了助力他的事业发展，我迅速为他解决了讲师职称的问题，并亲自为他的著作撰写了序言。然而，他似乎并未因此满足，不久之后便又提出晋升为副教授的请求，对此我并未应允。结果，他对我心生怨恨，立刻投靠了那些主张“左”倾思想的人，成为了反对刘氏的急先锋。
但是，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，很快遭人不齿。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，于是要求调走，再次改换门庭。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，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。我接待了他，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：“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，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。
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，但是作为你的老师，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，至于听不听由你。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？我赠送给你三句话：不因胜负论英雄，不因好恶定是非，不因得失辨亲疏。我进一步阐释，这三句话代表了我的信念，蕴含着丰富的处世哲学。通常，人们追求胜利，回避失败，但对胜利与失败亦需深入分析。那种通过陷害他人、踩着他人肩膀上位而获得的胜利，虽胜却令人不齿；而那些因直言不讳或改革创新而遭受的挫折，即便失败，亦不失其荣。
客观标准决定了对错，其正确与否需经实践验证，不因个人喜好而改变。人际关系的亲疏亦应基于正确的价值观，不应因个人恩惠而亲近，或因不满而疏远，否则岂不与禽兽无异？在我的人生经历中，此类事例屡见不鲜，多得难以尽述。有些人受我栽培而成功，却忘恩负义；有些人因我提拔而高升，却背叛了我；甚至有些人，在我保护他们免于困境后，却撰书恶意中伤我。
许多人往往在风光无限时紧紧跟随，但风向一变，便转而疏远，有的甚至公开指责，有的则刻意保持距离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一些关心我的人会问：“你是如何看待那些薄情寡义之人的，有没有因此感到懊悔？”人性各异，总结人际交往的教训固然重要，但懊悔却并非必须。我的信念是：纵使他人负我，我绝不负他人。此外，我认为，爱应当是无私的奉献，建立在无欲无求的基础之上。若有人寻求回报，那便是将爱心商业化，是对伟大爱情的亵渎。因此，我对他人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出于自愿，心甘情愿，毫无怨言。
1988年盛夏的七月，我的学生田安盛情邀请我赴通山县的九宫山消暑，而我恰好也打算借此良机在那里潜心著述，于是欣然应允。坦白而言，那时的我确实疲惫不堪。在担任副校长、校长以及高教司司长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，我未曾有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，更未曾踏足过名山大川，甚至连校工会组织的教职工分批游览庐山的活动，我也未能参与。直到被免职之后，我才真正体会到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时那句“无官一身轻”的感慨。
那日，我独自背负一箱满载图书与文献资料的行囊，踏上了攀登九宫山的征途。此行，是我平生首次踏足避暑胜地，度过一个暑假，且所有开销均由我个人承担。那时的旅游条件颇为简陋，道路仍是坎坷不平的碎石路，行驶其上，汽车颠簸得异常剧烈。我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，直至午后一点钟，方才抵达海拔1500余米的九宫山天池。在此，我选择了当地一家县乡镇企业管理局所属的普通招待所暂住一宿。
8月5日，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，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，出了什么事？”她说：“前些日子，学校党办曾联系你，声称教育部有意派你前往北京。我告知他们你在外出差，尚未寄回信件，至于你现在何处，我也一无所知。我还告诉他们，刘道玉已被免职，寻找他似乎已无意义，毕竟无话可谈。然而，昨日他们再次来电，称李铁映希望与你对话，语气显得相当紧急。因此，我们讨论了一下，是应该前往还是作罢？”
自六个月前我突然被解除校长职务以来，期间并未有任何领导与我沟通。如今突然被要求进行谈话，原因可能有两点。首先，对我免职的决定在民主性、公平性和公正性上受到质疑，引发了校内外的广泛不满，甚至让教育部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为此，他们邀请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同志与我进行会面，意图可能是为了平息风波，将被动转为主动。其次，这种谈话也可能意味着对我的工作安排有所变动，自免职以来，教育部已有相关传闻传出。我们坚信，我的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，从组织原则和礼仪角度考虑，我还是应该接受这次谈话。因此，我与高伟于8月8日一同乘坐火车前往北京。
9日上午，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高层领导会面。得知其中将有一位实质性的领导出席，我坚决表示不愿与其会面，并提出若其出席，我将不参与。原因在于，我认为免职决定是他一手促成，且此举似乎是对我推行改革的不满情绪的报复。双方立场对立，一方希望参与，另一方则拒绝，陷入僵局。面对这一困境，朱开轩副主任多次致电，强调那位负责人诚意满满，特意从北戴河赶回，希望我能消除误会，面对面解决问题。在朱副主任的调解下，我们最终选择退让，以大局为重，没有再坚持己见。
会议气氛略显紧张，大家似乎都不愿率先打破沉默。经过一段沉默，最终还是负责人率先开口，他言道：“道玉同志，我们之间积累了不少误解。实际上，我们一直对武大的改革持支持态度，对你的工作也给予了认可……”我随即回应：“并非误会，而是您对武大改革的偏见过于浓厚。您不是曾说过：‘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，苏联不采用学分制却培养出了杰出人才’吗？这样的观点怎能体现您对武大改革的认可？既然您肯定了我的工作，为何又要含糊其辞地撤销了我的职位？校长职位可以不做，但真相和是非必须厘清。”
在1986年12月15日，我有幸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学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《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》的演讲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会议结束后，您派人收集了我的演讲录音，我对此深感不解。这种行为显得不够光明磊落。我的发言已在《高等教育学报》和《上海高等教育研究》上发表，难道还需要您进行搜集？这显然是违法行为，严重侵犯了学术研究的规范。
那位负责人辩称：“我并非针对您。听闻武汉大学有一位教授在会议发言时情绪激昂，甚至不惜被开除党籍也要对国家教委提出批评。我误以为这位教授是对我有所不满，因此想要找到录音带仔细聆听，以便审视自己的工作。”
“不，这绝对是对我而来。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印证了这一点。我承认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现象，然而，绝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打击与报复。”
此次交谈终究未能达成共识，最终以不快收场。午后，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们抵达了北戴河，并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安顿下来。
如约，8月10日上午，我前往一栋坐落于苍松翠柏间的两层别墅，那里四周环绕着碧绿的草地与盛开的百花，迎接我的到来。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随同我，穿过严密安保的层层关卡，最终抵达了接待大厅。会谈仅限于我与李铁映同志二人之间，他的秘书及人事司的负责人并未参与。这是我们初次见面，双方互致问候，展开了一段简单的寒暄。
他率先开启话题道：“今次邀您共聚，旨在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。我期望您能分享对当前教育形势的见解，尤其是关于教育改革的宝贵建议，以及对国家教委工作的宝贵意见。此外，我也希望探讨您的工作安排，相互交流心得。”
既然命题已定，我便秉持坦诚的原则，阐述以下观点：首先，我概述了武汉大学在过去八年中教学改革的全貌。总体来看，我们实现了思想的解放，改革步伐稳健，紧密围绕教学制度改革的焦点，成功创建了六种新型的教学与管理制度。这不仅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，还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，使得我们的毕业生在市场上，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中备受青睐。此外，我们还对科学研究体制、人事制度以及后勤工作体制进行了改革，使得学校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，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的产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因此，武汉大学被誉为“高教战线的深圳”。
其次，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。我认为，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，1985年通过的《教育体制改革决定》基本上没有落实，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，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。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，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、教学制度、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。不客气地说，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，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，主要负责人不放权、不改革、不深入基层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：“变法不变本源，而变枝叶，不变全体，而变一端，非徒无效，只增弊耳。”今天，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，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，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。
再次提及武大所谓的领导班子调整问题，我深感其过程缺乏民主性、公正性，以及对是非的混淆。工作组在长达21天的过程中，并未进行广泛的民主测评，反而仅与6位教授进行了个别交谈，完全忽视了全校95%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。所谓的正常换届，实则与实际情况不符。我的任命本无固定任期，若硬要按照四年一届的规定，那么我的任期尚未届满。与此同时，与我同任期的61岁女副校长却得以保留职位，而一个年仅54岁、致力于改革并充满活力的校长却被免职。对此，我内心既不满，口中也难以接受。虽然我可以放弃校长之位，但我坚决要求给出合理的解释，以明辨是非。
最后，关于工作安排问题。我说，既然已经免职了，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。同时，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，只能上不能下，只能高不能低，只能官不能民，这种情况，迟早是要废除的。我既然励志改革，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，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再说，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，也有吃腻的时候。我现在腻厌了，太累了，我需要休息，尝试另一类的生活。
李铁映同志细心聆听了我的详细陈述，整个过程中，他未曾打断我的发言。在我陈述完毕后，他逐一对我所谈内容给予了回应。他指出：“对于武汉大学的改革举措，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，取得的成就举足轻重，且在教育界获得了积极的反响。你展现出的改革热情、强烈的责任心、务实的工作态度以及与群众的紧密联系，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特质。”
关于武汉大学领导团队的变动，我对此一无所知，故无法评论其中是否存在问题。但事实既已如此，我们应正视现实，接受现状。我鼓励你积极向前看，改革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我们无需再纠结于过去。当前的关键是妥善安排你的工作，继续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实际工作将证明一切。至于你的职业选择，你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留京、赴沿海城市或是赴国外大使馆担任参赞。然而，我诚挚希望你能来北京，因为近期将成立一个专注于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小组，该小组将直接接受国务院的领导。我建议你负责这项工作。你认为如何？如果你目前难以做出决定，也可以回去深思熟虑后再做选择。
时针已指向12点了，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，似乎应该结束了。于是，我说：“铁映同志工作很忙，感谢你拨冗接见。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，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。”“那便如此，今日便到此为止，今后如有需要，再行联系。”然而，这些不过是应酬之词。我所谓的“认真考虑”，实则是在委婉地拒绝他的提议；而他所说的“再联系”，也只是客套之言，自那以后，我们再未有过任何交集。